李佐军2001年从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调入国研中心，如今12年过去，他已经是国研中心资源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认为，官方智库还是有框框的，虽然中国有自身的特殊情况，但还是要坚持官方智库和民间智库两条腿走路。摄影_刘浚

　　原标题：国研中心里的头脑风暴

　　虽然目前还没有公开的数据统计过，有多少报告、建议，从国研中心位于北京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的那栋灰色办公楼大楼，输送到西边直线距离不到5公里外的中南海，并影响着中国最高的决策机构、领导人。但是，国研中心早就和国家行政学院一道，被外界认为是国务院倚重的“一政一经”两大国家级智库。

　　记者_郭丽萍 北京报道

　　“给领导提建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国研中心)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225号，从这里往西，在离其直线距离不到5公里的地方，就是中国最高决策层的所在地中南海。

　　与机构的影响力相比，国研中心的灰色的办公楼不算突出。这里曾经是外交部所在地，现在由国研中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共用。

　　《南都周刊》记者曾经到过国研中心办公楼二层的一个会议室进行采访。在到达会议室前，需绕过两边都是门的狭长过道，每个门上都挂有写着两个名字的牌子。

　　能让名字被写上这些牌子，成为国研中心的一员并非易事。国研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告诉《南都周刊》记者，除了要具备博士学历，如今新进入国研中心的人员都要参加公务员考试，通过笔试、面试、专业考试、考察等层层选拔。

　　李佐军曾先后师从发展经济学奠基人张培刚、中国经济学界泰斗吴敬琏，2001年从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调入国研中心，任产业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虽然当时没现在这么严格，但名额有限，要求必须高学历、专业对口、综合素质高等。如今12年过去，李佐军已是国研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最近，李佐军和他们的同事都很忙。十八届三中全会落幕后，他们与其他智库的研究人员一样，要参加各种研讨会。

　　中国的高层正越来越注重智库的作用。中共在十八大上提出了要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的新要求。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也指出，要健全决策咨询机制、按照服务决策、适度超前原则，建设高质量智库。而最近十八届三中全会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亦再次强调，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

　　用李佐军的话说，智库的职责是“给领导提建议，参与政策研究和政策解读”。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和《决定》公布后，他们就要进行解读，根据中央主要的大政方针，站在他们研究的角度，做一些更深入细致的分析、解读。

　　李佐军说，在这种公报、《决定》出台之前，决策机构会向各种智库咨询、听取意见。“任何重大的决策，都需要一年、两年甚至更长期的酝酿过程，各种智库都会提前提供一些建议、方案。”

　　作为官方高层智库，国研中心最近一次成为焦点，也与它的这种职能有关。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国研中心公开了为三中全会提交的“383改革方案”总报告全文。据媒体报道，负责方案制定的课题组由国研中心主任李伟、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刘鹤担纲领衔，国研中心多位资深专家参与了写作。其中备受关注的刘鹤在今年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前，还曾在国研中心兼任过两年党组书记，是李佐军的前领导。

　　国研中心、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国社科院、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等这些比较重要的官方智库，为高层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的渠道都差不多，但也各有所长。国研中心直属国务院，擅长的领域在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中的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长期性问题等。

　　根据资料显示，自1981年成立以来，国研中心参与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和长期规划的制定，以及各阶段改革开放的重大政策研究和决策过程，并主持或参与了许多重大国家级的研究项目以及一些地区性发展战略和规划的研究。

　　呈送报告有讲究

　　李佐军说，做课题是国研中心为中央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的一个方式。要给中央领导提供决策咨询意见，首先要做大量的调研和基础研究，在课题研究的基础上，再提炼出调研报告或调研报告择要，向中央提供。

　　国研中心一般将课题分成若干类。其中一类是中央领导和中央有关机构交办给中心的课题，一般由中心主要领导牵头，调动全中心力量进行研究。其他类别为中心重大课题、中心重点课题(以研究部或研究所为单位，集中主要力量来重点研究)、招标课题(参与人员需要经过竞争选拔)、基金课题(基金资助的课题)、社会课题(由地方政府、其他部委等委托的课题)、基础领域课题、部门自定课题等。

　　如今，中央交办课题的比例越来越大，所以研究人员对外承接社会课题限制越来越严。“不是别人找到你就可以做，是有限制的。要符合公益性的要求，数量不能太多。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要为中央和国务院提供决策咨询服务，这是我们职责，其他承接的课题也要跟这个有关，要支撑它的研究。”李佐军说。

　　作为智库专家，最为得意的一刻大概是其负责或者参与的课题形成影响，并得到政治局常委级别的中央领导的批示。据国研中心一名老专家透露，自其任研究员以来，得到的领导批示中，其中就有“逐条研究、逐条落实”字样。“领导的批示分‘硬批示’(即要求各部门坚决落实、执行，非办不可)、‘软批示’(供参考)。”该专家解释，“对于智库的研究人员来说，无论是哪种批示，都不容易得到，得到硬批示的更少。”

　　因此，也不乏有外界人士希望通过国研中心的智库专家，向高层递报告或建议。但为高层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国研中心有一套严格的规定和程序，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递。

　　据国研中心的人士介绍，向上呈送的不是数万字的课题报告本身，而是调研报告或择要。且需要经过研究部(所)的副职、正职、中心分管的副主任、国研中心一把手，一级级地审批，最后以机密文件的形式送上去。文章的选题、结构、文字风格、字数等，都有一定的要求。字数不能太多，一般调研报告控制在6000字以内，择要2500字以内。

　　呈送的报告和建议语气要平和，观点要超脱，不能刺激人。国研中心就曾有一个研究人员提了一个建议，因为以教训的口气说得太过，被国务院领导批得“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

　　另外，智库的人员还必须做好保密工作。已经主持或参与过许多重要课题及重大项目研究的李佐军说：“我们必须根据现有的规定，分清楚哪些能说，哪些不能说。”

　　官方智库有框框

　　李佐军的行程总是排得满满的，但他依然是微博上活跃的一分子，乐于探讨公共和学术问题。就在11月19日下午，李佐军还就“如何用制度保护环境”主题，进行一个小时的微访谈。

　　相较于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参事室等其他官方高层智库，国研中心没那么神秘，公众和媒体都更容易接触到里面的专家。李佐军的同事巴曙松、夏斌等，在微博上都有数百万的粉丝。

　　2013年1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组发布《2012年全球智库年度报告》，对来自182个国家的6603家智库按照全球与地区、研究领域、特殊成就等类别进行了排名，中国共有6家智库上榜，而国研中心入选“全球智库综合排名”前100名。在“全球官方智库排名”中，国研中心在入榜的40家智库中排名第26。

　　这个自2006年开始发布每年全球智库报告的项目负责人詹姆斯·麦甘(James G. McGann)在发布会上表示，智库的影响力不在于每年出版了多少本书，或是召开了多少场会议，而在于他们对媒体、公众和政府决策者的影响。在对中国智库的研究中，詹姆斯·麦甘指出的其中一个问题是：本土智库的自主性不足。

　　2002年起被聘为国务院参事的任玉岭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他因提出的建言广、影响大，形成政令多，有“国是高参”和“任玉岭现象”之称。任玉岭多次强调，中国智库建设虽说成绩很大，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任玉岭说：“中国大多数智库机构，是用皇粮养活的，是依附于政府的，正是由于独立性的缺失，而使其影响力大打折扣。”

　　根据国研中心的公布，2013年国研中心获得的财政拨款收入为8151万元，往年的收入财政拨款也都占到了60%以上。而“全球智库综合排名”的前10强智库，多数是非营利、非政府、无党派的民间组织。

　　“官方智库还是有框框的，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民间智库在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作用会更大一些。”官方智库——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说：“如果中国的决策要更科学、更规范、更有前瞻性，战略层次更高，民间智库的发展是很重要的。中国有中国的特殊情况，但还是要坚持官方智库和民间智库两条腿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