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西榆林窟的佛教艺术遗迹

　　安西地处河西走廊西端，西侧紧邻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据点，也是中外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交通要道。春秋时期谓古瓜洲，大月氏人居之。西夏，瓜洲尝置转运司，属下等司。清置安西州。民国2年(1913年)改安西直隶州为安西县。①

　　榆林窟亦名万佛峡，位于河西走廊西段南盆地—塌实盆地，距安西县城西南约70公里，距敦煌市公路里程约135公里。榆林窟所有的洞窟都修建在第四纪的砂砾岩中。②洞窟开凿在踏实河东西两岸，两崖相距100余米。西崖洞窟较少，计11窟。东崖共32窟，洞窟分上下两层。东崖下层洞窟多数有窟前建筑，上层洞窟在距地面约10米高处的崖壁上，大都凿有深约7米~8米的甬道，甬道尽头开凿窟室。

　　根据前人考察结果，可以初步确认榆林窟现存唐、五代、宋、西夏、元、清等时代的石窟43个。③唐代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殷实。至中唐时期，由于安史之乱的影响，国力日趋衰弱。河西地区的肃州、瓜洲、沙洲相继为吐蕃所占;五代、宋初瓜沙曹氏统治时期，文化颇为兴盛，特别是佛教的发展，在西北地区具有重要的地位;西夏至蒙元统治时期，榆林窟兴盛一时，建造了一些洞窟。夏国国君均是佛教的崇信者，主张维修旧有寺院，兴建新寺院，在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和整个河西走廊，都留下了大量西夏时代的佛教艺术遗迹。而榆林窟在当时也被看作是西夏人的佛教圣地。蒙古人于1227年攻破沙洲，西夏灭亡，但佛教在元代同样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统治者重修榆林窟，并继承了西夏显密结合的艺术风格。到清代嘉庆年间，榆林窟曾有大规模的修缮工程，各窟的塑像多为清代新作。④

　　西夏主体民族党项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他们存在的数百年间，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历经唐、五代、宋初的漫长岁月，党项逐渐由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转化，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文化事业也日渐繁盛。开国皇帝元昊称帝后，组织创造并大力推广西夏文字，对党项族影响深远。西夏文字的创制对民族语言的规范，文化事业的繁荣，教育事业的发展，印刷业的进步，尤其是宗教的传播都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西夏与吐蕃的历史联系，可以追溯至西夏王朝建立之前的公元7世纪初。党项羌由青藏高原向西北内地的迁徙就是吐蕃压迫的结果。至唐中叶，吐蕃占领了河西等数十州之地，党项羌也随之深入到西北内地。五代宋初，一部分吐蕃成为中原王朝的属民，另一部分则建立了地方性的割据政权。西夏与吐蕃的关系，即是西夏王朝建立前后与河西吐蕃割据势力的关系。

　　西夏的佛教传播

　　西夏开国皇帝元昊不仅通晓浮图学，而且通晓汉文字，对佛教和汉文化较为了解。在西夏历代帝王中，他是推行佛教最为关键的人物。宋景佑元年十二月(1035年)，元昊向宋献马50匹，求赐佛经一藏，并将其翻译成西夏文佛经。这是继其父德明之后，西夏自宋得到的第二部《大藏经》。西夏大庆元年(1036年)，天竺高僧善称等一行九人上京贡献梵经、佛骨及铜牙菩萨像，途经西夏管辖的夏州。元昊把他们留于驿舍，向善称一行索取贝叶经。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年)，元昊建立规模宏大的佛教寺庙高台寺。西夏还延请在诠释和翻译佛经方面经验较丰富的回鹘僧人，推动西夏早期的佛经翻译。这些举措，使包括皇族在内的党项族更直接地接受佛教的理论和知识，为佛教在西夏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元昊死后，夏毅宗谅祚继位，因其年幼，其母没藏氏行国政。她继续沿用元昊的政策，大力推行西夏佛教。自天祚垂圣元年(1050年)至福圣承道三年(1055年)，动用数万兵民修建承天寺。建成当年，没藏氏就派使臣入宋求赐经文。宋赐给西夏《大藏经》，这是西夏自宋得到的第三部大藏经。宋嘉佑二年和七年，宋又允西夏所请，先后两次颁赐《大藏经》。

　　第三代皇帝惠宗秉常继位后，亦因年幼，由母梁氏听政，恢复蕃礼，但仍然推行佛教。天赐礼盛四年(1072年)，遣使至宋，宋朝又赐《大藏经》一部。这是西夏自宋得到的第六部《大藏经》。这反映了当时西夏王朝对佛教和译经事业的高度重视。作为当时佛教圣地的敦煌莫高窟和榆林窟，也留下了西夏佛经信徒的足迹。

　　第四代皇帝崇宗乾顺继位后，先由其母梁氏掌国，后期亲政。天佑民安四年(1093年)，皇帝、皇太后发愿修建凉州(武威)感通塔及寺庙。第二年完工后立碑。⑤天佑民安六年(1095年)，西夏进贝叶经于辽，该经为回鹘僧人所译。永安二年(1099年)，乾顺自母梁氏死后，常供佛为母祈冥福。乾顺皇帝在甘州建筑了规模宏大的卧佛寺，寺内卧佛佛体之大，为河西所仅有。

　　西夏后期，佛教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第五代皇帝仁宗仁孝执政长达53年，这个时期正是西夏文化的鼎盛时期，各种夏文、汉文典籍不断涌现。更重要的是，刻板印刷术在该时期得到了很大发展，为佛经的大量刻印和传播流行创造了先决条件。人庆三年(1146年)，刻印汉文《妙法莲华经》;天盛四年(1152年)，印施汉文《华严法界观门》;天盛十三年，印制《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天盛十九年，刻印《佛说盛佛母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天盛二十年，刻印西夏文《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乾佑十五年(1184年)，印施《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乾佑十六年，比丘智通施印《六字大明王陀罗尼》;乾佑二十年，仁宗雕印《观弥勒菩萨上生兜帅天经》、皇后罗氏印制《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和《金刚般若波罗密经》。这一时期，莫高窟和榆林窟佛经刻印的数量、佛事活动内容的丰富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藏传佛教也开始得到发展。

　　西夏晚期，历经桓宗、襄宗、神宗、献宗、末帝五代帝王，但总计只有34年。由于政治的混乱和经济的衰败，西夏佛教也每况愈下。桓宗继位后，罗氏皇后被尊为皇太后。仁孝死后不久，罗太后发愿刊印汉文《佛说转女身经》。另一篇发愿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则描述了西夏佛教施经的一般情况，展示了西夏晚期佛事活动的盛况。她还令人抄写全部西夏文《大藏经》。⑥

　　西夏的藏传佛教传播

　　党项族有本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这种宗教讲求仪式、法术和诅咒等，它和吸收了藏族苯教的藏传佛教有某些相似之处，这使得藏传佛教在西夏迅速传播。吐蕃佛教在前宏期已经对党项族有一定影响。在朗达玛灭佛之后，吐蕃佛教又开始了后宏期的蓬勃发展。到西夏立国前，吐蕃佛教在显宗教义和密宗修法方面都已经自成体系。这成为藏传佛教传入西夏最有利的条件。

　　党项和吐蕃两个民族渊源相近，且都有较大的势力，自然也就有了文化的交流。唐代吐蕃首领松赞干布曾迎娶弭药王之女茹雍妃法莫尊为妃。茹雍妃在西藏建造了拉萨卡查寺。吐蕃建造桑耶寺时，曾在东方弭药嘎地之毗沙门区域迎请高僧，可见党项与吐蕃的上层很早就有密切的佛教交往。

　　西夏的西部地区与吐蕃相接，西夏境内也有不少吐蕃人居住。凉州、甘州一带是受吐蕃佛教影响较深的地区。尽管藏传佛教在西夏后期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显宗佛教仍然继续存在。在黑水城出土的大批佛经中，可以看出西夏佛经是从汉文佛经和藏文佛经翻译而来的，而在三百多幅佛教绘画中，受中原佛教影响和藏传佛教影响的绘画并存，更是说明了这一事实。

　　西夏时期大量翻译佛经，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译自藏文佛经，还有不少藏文佛经被转译成汉文，这进一步扩大了藏传佛教在西夏境内的影响，使人数众多的汉族信徒便于接受、信奉。西夏仁宗曾派使臣迎请西藏佛教嘎举派初祖法王都松钦巴到西夏传法，都松钦巴派弟子格西藏索哇到西夏传法。此后，萨迦派祖师扎巴坚赞的弟子迥巴瓦国师觉本曾被西夏奉为上师。由此可知，藏传佛教中的嘎玛嘎举派和萨迦派都曾传入西夏。在《天盛旧改新定律令》中，记载了吐蕃佛教对西夏的巨大影响，显示了仁孝时期藏文经咒的地位和藏传佛教在西夏势力的扩大。

　　西夏与吐蕃的民族和地域的接近，文化和宗教相互交融，使得两者能够保持缓和而密切的交往。西夏佛教也得以通过佛经、寺庙、僧侣等途径吸收藏传佛教的精髓。这种兼容并蓄的态度，为此后藏传佛教向中原地区的传播和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

　　(作者单位：西藏民族学院)

　　注释

　　①④张伯元：《安西榆林窟》，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4页，第5～7页。

　　②郭青林等：“安西榆林窟环境特征”，《敦煌研究》，2002年第4期。

　　③段文杰：“榆林窟的壁画艺术”，敦煌研究院：《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61～162页。

　　⑤罗福成：“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铭”，《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1932年。

　　⑥罗福成：“《佛说宝雨经》卷第十译文”，《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193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