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长葛探索

　　一、探索“户包总产”

　　长葛调研期间，习仲勋还指导了“户包总产”的探索与实践。

　　包工到户、定田到户、包产单位越小越好等“包产到户”方法，一直都不同程度地在大跃进的夹缝中生存着，它是中国农民自发寻找自救之路的方式或方法。庐山会议后，在反“右倾”影响下，包产到户成为被批判、被打击的对象。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习仲勋指示“户包总产”、“不要向外宣传扩散”。这段鲜活的历史，时至今日还鲜为人知。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习仲勋心情沉重地发现：农村出现大饥荒，很大程度上在于农村政策和工作方法不对路，最根本的是按劳分配出了大问题。社员一个工分折合8厘钱，一天做10个工分才8分钱。一个强壮男劳力干一天活，还不如一只母鸡下一个蛋值的钱多。大家对种地不感兴趣，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往城里跑，这从根本上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习仲勋提出，要成立一个“经营管理调研小组”，由时任长葛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继增任组长，时任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宋德明与和尚桥公社党委书记孔宪瑞为副组长。同时，抽调董欣亭、苏林堂、朱保安、苏明瑞、周洪信等8人组成调研小组，进行联产承包试验。

　　习仲勋在县委前的大桐树下，对这些参与试验的干部说：你们不要怕这怕那，我们知道，搞公社经营也好，搞小队经营也罢，都不可能照着现有的那一套办法去描去画了。老百姓生活现在那么困苦，解放10多年了，农村还是破破烂烂。眼下缺粮又缺菜，照老办法去描，能解决问题吗?只要对生产有利，什么办法都可以试。老百姓多打粮食了，对国家对集体都有好处，何怕之有?搞对了，是大家的;搞错了，我们和县委负责。

　　在习仲勋的安排下，经营管理调研小组定点在桥北、胥庄村搞试点。记工评分，是当时通行全国的分配形式。经营管理调研小组对5种记工评分办法进行试验，看群众对它的反应与生命力。

　　结果，5种办法，都以失败而告终。

　　譬如，试用“劳动定额管理办法”，即把所有工种活，以一个中等劳动技能、诚实劳动态度、适度的劳动工具，按规定的劳动时间、一般农活质量标准，制定出不同工种项目的劳动定额，各个劳动者干什么活，记什么工种的工分，就像查字典一样对号入座记分。试验发现，这个方法听起来一劳永逸，简便易行，可做起来，就出现了干活不讲质量，地头路边做得好，中间草上飞，“张冠李戴”，定额高的争着干，尤其是雨天、难活、脏活没人干。加上劳动计时无凭证，难以准确地判断出各个劳动者所报定额的对和错、高或低。

　　这个法不行，再试用“基本劳动日制度”，解决劳动均衡的问题。试用后发现，这样做了，虽然省去了记工评分时等诸多问题，生产队干部只负责查验农活质量就可以了，劳动者会经常主动找活、要活干。但还是出现了天气好、气候好、温度适宜时出工的多，反之，出工的少。

　　如此不厌其烦地在过程上下工夫，不在终极产品上做文章，只能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5种试验相继失败。

　　那时候，国家实行的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队为基础”基本国策，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是一个不能逾越的底线;再往下分，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了。而当时的管理者，大多数都是“连社员名字都写不全的人”，管理着成百上千的劳动者。如此这般，只得沿用打钟集合、站队等活、一窝蜂，背工窝工现象非常普遍。

　　这样，建立作业组、划分耕作区一时成为群众的呼声。习仲勋顺应民意，鼓励经营管理调研小组大胆探索。

　　建立作业区、划分耕作区后，农、工、商、牧、副、杂各业，由谁经营、谁管护耕作，清清楚楚摆在那里，谁勤快、谁懒散，谁下工夫，付出的多，明明白白地体现在各种作物上。这样的话，实行联产承包，就成了广大社员的一致要求。

　　各家各户如何联?干部们提出了多种办法。最后，百分之八九十的社员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联产承包到户包总产。一年一算，一包到底，缴够国家的，留了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如果这样，干得好了吃蒸馍，干不好了吃窝窝，谁也怨不得谁。劳动积极性不用干部催促，就自然而然地调动起来了。

　　习仲勋敲定：可以试验。

　　来自群众的办法一经公布实施，想不到的优越性立马就体现出来了。社员们积极攒肥，主动学习农业技术，没日没夜地干活。

　　习仲勋在向邓小平和中央写的第二份《关于长葛农村的调查报告》中说：“干部群众对包总产的办法特别拥护，就是因为一包总产，生产队就真正当家做主了，生产队才真正有权因地制宜，合理地种植各种作物，从根本上杜绝生产上的瞎指挥。”

　　尽管习仲勋离开了长葛，但是，他指导下的联产承包“户包总产”经过一年实践，有了结果：试验的两个村当年公余粮一斤不欠地完成了，集体的提取一元不少地提够了。116户社员，户户增产增收，家家有余粮。

　　当时谁都没有料到，这种联产承包“户包总产”形式，到20世纪70年代经安徽小岗村农民再创造，发展完备而为“单干风”吹遍全国，成了国家的基本国策。

　　二、上书“活跃市场”

　　长葛调查期间，习仲勋还敏锐发现：计划经济将老百姓管得民不聊生，顺应市场能够解决当时的困局。

　　譬如，和尚桥镇管理部门制定了关于市场管理的12条办法：在此交易者，不论买卖，烟叶不超过3斤，袜子不超过2双，鸡蛋不超过15个，肥皂不超过2条，粮食不超过5斤，五金、电料不准外出本地等。

　　为落实管理办法，管理人员设岗搜查。凡多带东西的，都被认为有倒贩嫌疑。违者不仅没收商品，还给予1～10倍的罚款。一些职工回家探亲，带一些自用粮食、衣服，也按此处理。

　　习仲勋提出，政府应把伸出的手缩回来，按市场规律办事。但是，他的倡导在当时被一些人视为“洪水猛兽”：当时市场上猪肉价格，每斤4元，比国营牌价高出433.3%;而鸡蛋，则高出300%。这样下去，还怎么了得?

　　中央工作组认为，市场价格过高，主要是因为求过于供，有些是同市场物价管理得过死有直接关系。如市场开放初期，上市的熟猪肉每斤三四元，约二两重的火烧每个1元。禁止熟食上市后，有的不来了。来了的，卖得更贵了，照样有人买卖，只是转入黑市交易了。“在商品少的情况下，市场价格高于国家牌价是难免的。市场商品的价格是随着商品的多少而起落的，只要产品上市量大了，价格就会自然降落。”譬如，“一斤重的家兔市场开放初期4元左右，现在每只0.7元。韭菜由每斤0.2元下降到0.1元，甜瓜由0.6元降到0.2元，不少商品已接近或低于国家牌价水平。”

　　1961年8月7日，习仲勋代表中央工作小组给中央和邓小平写的《长葛县和尚桥镇市场情况的调查》中，明确提出顺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不能只简单地用行政手段处理做买卖的问题。要学会用经济方法来组织和领导市场。”“对市场价格的管理，不能采取简单的限价办法，也不能放任自流。主要靠经济活动的方法，如积极组织货源，增加商品上市量;国营商店、供销社参加集市贸易等。在行政管理上最好是利用税收杠杆来调节，对于应当限制的，课以重税。这样既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又不影响活跃市场。”

　　顺应市场，也来自习仲勋的悲悯苍生。

　　当时，生产力低下，解放劳动者体力的，主要还是牲口。“一大二公”、“一平二调”下，村里和农民养的牲畜被调走了、“共产”了。社员、生产队都有这样的想法：“喂大不如喂小，喂小不如喂瘦，喂瘦不如喂死。大了被调走，瘦了无人调，死了能吃肉。”同时，因为劳役过重，耕畜白天晚上都在被使唤。加之草料减少，造成大量死亡。

　　习仲勋看到，畜力减少苦了群众。过去耕田、拉车、抽水、送粪、拉磨，都用畜力。现在，非用人力不可。人没有力气，耕地不深，耙地成为空谈，影响精耕细作。大牲口减少影响到积肥，影响到副业生产和日常生活。基层干部和群众对耕畜减少非常焦虑，迫切要求改变这一现状，但又无可奈何。

　　习仲勋和调查组向中央和邓小平写的《关于耕畜归生产队所有问题的调查》中，再次提出放开交易：“靠国家调拨，不可能解决好，只有通过贸易方法才有利。今后应允许私人饲养牲畜，开放贸易，单纯禁止不行。”

　　第六章/长葛不了情

　　“五风”狂飙刮过之后，人畜都弱了，土地也薄了，像得了大病一场，一时还难以恢复元气。

　　“五风”狂飙刮过之后，人畜都弱了，土地也薄了，像得了大病一场，一时还难以恢复元气。

　　习仲勋和中央工作组已经长驻长葛135天，调查工作结束。

　　1961年8月22日，习仲勋和中央工作组奉命回京。

　　人走了，习仲勋的心还留在长葛。

　　当地百姓生活如何?习仲勋仍然放心不下。1962年10月，习仲勋委派跟他一起在长葛调查的国务院机关党委书记侯亢返回长葛：不跟官方打招呼，直接插到村里暗访。

　　《王庄村志》记载：该村张明仓告诉前来暗访的侯亢，村里除给每人分了三分菜地外，正准备给每人再分三分地让农民自主经营。这样往后，群众生活就不会再有问题了。

　　1978年，习仲勋长葛调研时担任和尚桥公社党委副书记的楚西酉升任县外贸局局长。当时，长葛的毛呢、羊尾毛、人发加工等地方特产在国内颇有名气，就想闯一下国际市场。县里指示：去参加一年一度的秋季广交会。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国际交易会，盲目前往，结果被拒之门外。

　　不能参展，运过去的东西就得再运回来，经济损失不说，还得留下个话柄。楚西酉等人寻求担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帮忙。次日，长葛特产即入馆参展。

　　1984年9月12日，八七村(即宗寨大队)干部群众致信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向他汇报了宗寨村1961年由富变穷，1984年由穷变富的发展过程。

　　10月20日，习仲勋复信长葛县八七村干部群众——

　　看到你们9月12日写给我的信，不胜欣慰之至。回想起20多年前我在长葛县调查研究时的所见所闻，至今依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当时你们大队由一个好端端的富队变成了一个响当当的穷队，我们如实地向中央作了反映。现在看来，最根本的原因是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破坏了农业生产力，结果使广大干部群众吃了很大的苦头。这是多么深刻的教训啊!时至今日，你们那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面貌焕然一新，走上了由穷变富的康庄大道，并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取得了很大成绩。我衷心地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今天，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已经胜利闭幕。这是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又一次重要的会议。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决定。希望你们认真学习和领会这次全会的精神，并结合农村的实际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同时，也希望你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继续清除“左”的思想影响，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增强党性，克服派性，消除隔阂，团结一致，在治穷致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征途中努力攀登新的高峰!

　　人走了，习仲勋的事还留在长葛。

　　长葛调查次年，即1962年，因为《刘志丹》，习仲勋被诬为“反党集团”成员。

　　在此期间，“习仲勋专案组”前往长葛，搜集习仲勋在长葛的“黑材料”。时任县委办公室负责新闻宣传的李喜木对大河报记者说：“当时，习仲勋的很多讲话都是我记录的。‘专案组’人员找到我整习仲勋的黑材料，我只字不写。人不能昧良心。习仲勋来长葛前，饿死了不少人。我爷爷、奶奶就是被活活饿死的。习仲勋救了长葛百姓，要长葛人整他的黑材料，找错了地方。”

　　刘水柱拿着平反文件等材料说，他曾经被打成习仲勋在长葛的典型代理人。上面来人，要他揭发习仲勋向中央写的《宗寨大队是怎样由富变穷的》等调查报告是“黑报告”，揭发习仲勋在长葛大刮资本主义复辟妖风等。他宁肯自己被打成反革命，也不承认习仲勋在长葛进行了反党活动。

　　李林海，时任宗寨大队敬老院院长，在当年习仲勋开口就叫“李老弟”。在那个饿死人的年代，李林海在敬老院创造的老人不但有肉吃还创出利润的事儿，被习仲勋发现并推荐给了中央。为此，在习仲勋落难时，他树的这个“黑典型”成了一些年轻人攻击习仲勋的活靶子。面对一群气势汹汹的年轻人，李林海厉声质问：“回家问问你爹你娘，当年若不是习副总理来长葛解散大食堂，发救济粮、救济款，分自留地、允许开荒，鼓励饲养家畜家禽，哪里还会有你们这群毛蛋孩子在这儿蹦。你们的良心让狗扒吃了?”

　　人走了，习仲勋有个梦没有圆。

　　1982年，长葛县外贸局被评为全国外贸系统先进单位，楚西酉前往北京参加表彰会期间，抽时间拜访了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习老亲热得不行，给他倒茶、让烟、端水果，询问长葛人民的生活、生产和经济发展状况，询问他当年在长葛时的老朋友的近况。习仲勋说：“很想抽时间再到长葛去看一看呀!你回去以后，代我向宗寨村的赵宪章、刘水柱、李长庆、李林海，太平店村的冯海成，樊楼村的冯景尧，杜村寺村的张大力等同志们问好!”

　　习仲勋在长葛期间，曾借来《长葛县志》进行通读，对长葛厚重的历史文化称赞不已。他曾对张继增和时任洧川公社办公室主任刘国军说：现在是非常时期，不是观赏名胜古迹的时候。以后如果有机会，一定回长葛来看一看。

　　离开长葛后的第二年，习仲勋“受难”，其间曾两度下放洛阳。

　　1978年2月，习仲勋自洛阳复出，担任广东省委书记，邓小平寄望习仲勋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

　　国是缠身，习仲勋回长葛看一看的心愿，未能实现。